齐泽克｜超越凡尘：悼弗雷德里克·杰姆逊

齐泽克

超越凡尘：

悼弗雷德里克·杰姆逊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文 

丁雄飞/译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不仅是智识上的巨人、当代思想界最后一位真正的天才。他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巅峰人物，无畏地跨越了定义我们意识形态空间的各种对立——一个“欧洲中心主义者”，但其著作在日本和中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一个共产主义者，却钟情于好莱坞（尤其是希区柯克）和侦探小说（尤其是钱德勒）；一个乐迷，同时沉浸于瓦格纳、布鲁克纳和流行音乐……在杰姆逊的作品和生活中，丝毫看不出任何“取消文化”那种僵化的伪道德主义的影子——可以说，他是最后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

杰姆逊一生致力于抵抗他所谓的“认知图绘”的缺失，即我们无法将自己的经验置于一个有意义的整体之中。在这场斗争中，他的直觉始终是准确的。例如，针对时下流行的文化研究中对“二元逻辑”的拒绝，杰姆逊给予了一次漂亮的反击，他呼吁“全面庆贺二元对立”——对他而言，否认性别的二元性与否认阶级的二元性密不可分……对于杰姆逊的离去，我仍处于深深的震惊之中，只能在此提供一些片段式观察，以展示他的思想取向。

哈弗福德学院（Haverford College）1954 年年鉴中的青年杰姆逊

今天，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拒绝任何形式的直接性（immediacy），认为它是一种掩盖了社会中介（mediation）的拜物化表现。然而，在关于阿多诺的杰作中，杰姆逊展示了辩证分析是如何包含自身的悬置点的：在一连串复杂的中介分析中（midst），阿多诺突然做出一个粗俗的“还原主义”手势，用一句简单的“最终，这一切都关乎阶级斗争”，打断了辩证思路的精妙流动。这正是阶级斗争在社会总体性中的运作方式：它不是总体性的“深层基础”，不是沟通（mediate）所有环节的深刻的结构性原则，而是一些更为表面的东西，是连续的复杂分析失败的点，是在绝望中跃进结论的姿态——我们无奈举手说：“但毕竟，这一切都是关于阶级斗争的！”我们应当牢记，这种分析的失败是内在于现实本身的：社会自身便是通过其构成性的对抗（antagonism），来实现自己的总体化的。换句话说，当真正的总体化失败时，阶级斗争就是一种快速的伪总体化，它是一种绝望的尝试，试图将对抗本身作为总体化的原则。

今天左翼的另一个时髦是拒绝阴谋论，斥其为虚假的、简单化的方案。然而，多年前杰姆逊就明白无误地指出，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中发生的事情，无法仅仅通过某种匿名的“资本的逻辑”来解释——例如，现在我们知道，2008年的金融崩溃是一些金融圈子精心策划的“阴谋”所致。社会分析的真正任务，是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如何为这种“阴谋式”干预行为开辟了空间。

杰姆逊还有一个见解与当今主流的后殖民趋势背道而驰：他拒绝“另类现代性”的观念，即所谓我们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现代性只是通往现代化的众多路径之一，存在其他可能的路径，可以避免我们现代性中的死结与对抗。而一旦我们意识到“现代性”最终只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便不难看出，这种对我们现代性的历史主义相对化，乃基于一种意识形态梦幻，即认为存在一种资本主义，可以避免作为其构成性原则的对抗性：

“现代性”——在其当下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拥趸们，如何能在不触及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概念所必然引发的严肃政治、经济和系统性问题的情况下，成功将其产品——信息革命和全球化的自由市场现代性，与令人厌恶的旧式现代性区分开？答案很简单：你只要谈论“另类”（alternate）或“可替代的”（alternative）现代性就可以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公式：这意味着可以有一种适合每个人的现代性，它与标准的或霸权式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不同。无论你对后者有何不满，包括它将你置于从属（subaltern）地位的事实，都可以通过这种令人宽慰的“文化”观念加以抹去，你大可以不同的方式塑造你自己的现代性，因此可以有拉丁美洲式的现代性、印度式的现代性、非洲式的现代性，等等……但这忽略了现代性的另一个基本含义，那就是全球资本主义本身。

杰姆逊著：《奇异的现代性：当下本体论随笔》（2002）

这一批评的意义远不止于现代性的讨论范畴——它关乎唯名论历史化（nominalist historicizing）的根本局限。诉诸多数（multitude,“现代性并非单一且具有固定本质的存在，而是有多种[multiple]现代性，每一种都不可化约为其他任何一种”）之所以是错误的，不是因为它不承认现代性有唯一固定的“本质”，而是因为多样化（multiplication）否认了现代性观念中固有的对抗性：换言之，多样化的谬误在于，它将对抗性，及其嵌入资本主义体系的方式，归到现代性的一个历史亚种名下，从而为现代性的普遍观念摘掉了对抗的帽子。我们不应忘记，二十世纪上半叶已经出现了两大与“另类现代性”观念完美契合的方案：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基本理念，不正是提供一种不同于标准盎格鲁-撒克逊自由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通过摒弃其“偶然的”犹太-个人主义-逐利的扭曲，来拯救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核心吗？而苏联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的快速工业化，难道不也是一种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尝试吗？

杰姆逊对任何试图强制统一不同抗议形式的观念避之不及，就好像吸血鬼在躲避大蒜。早在1980年代初期，他就微妙地描述了西方新左翼与东欧异议者之间对话的僵局，指出它们彼此没有任何共同语言：“简言之，东方希望讨论权力与压迫；西方则希望讨论文化与商品化。在这场关于话语规则的初始较量中，确实没有任何共同基础，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一个喜剧式的局面：每一方都用自己偏爱的语言喃喃自语，给出一些无关紧要的回应。”

类似地，我们可以说，瑞典侦探小说作家亨宁·曼凯尔（Henning Mankell）是一位独特的视差艺术家。也就是说，他的两个视角——富裕的瑞典于斯塔德（Ystad）与莫桑比克马普托（Maputo）始终“无法同步”，因此不存在一种中立的语言能在它们之间进行翻译，更不用说把其中一个视为另一个的“真相”。在今天的条件下，人们所能做的，归根结底就是忠实于这种分裂本身，并将其如实记录。一味专注于第一世界的晚期资本主义异化和商品化、生态危机、新种族主义和不容忍等议题，在面对第三世界的赤贫、饥饿、暴力时，不免显得愤世嫉俗；但另一方面，认为相比第三世界“真正的”持续灾难，第一世界的难题便微不足道，同样是自欺欺人——专注于第三世界的“真实问题”是逃避主义的终极形式，意在避免直面自身社会中的对抗。分隔这两种视角的裂隙，正是当今局势的真相所在。

杰姆逊在云南腾冲（张旭东/摄）

和所有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杰姆逊在艺术分析中是一个严格的形式主义者。他曾写道，海明威简练的风格（短句，几乎没有副词等），并不是为了再现某种类型的（叙述）主体性（孤独、冷酷、愤世嫉俗的个体）；恰恰相反，海明威的叙述内容（关于苦涩的坚强个体的故事）被发明出来，是为了让他能够写出某种类型的句子（这才是其主要目标）。沿着同样的思路，杰姆逊在其开创性论文《论雷蒙德·钱德勒》（On Raymond Chandler）中描述了钱德勒的惯用手法：作家以侦探故事的公式为框架（通过侦探的调查接触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充实细腻的肌理，并融入社会与心理洞察、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以及对人生悲剧的深刻见解。这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辩证悖论，即以下问题本身是错误的：“为什么作家不干脆抛弃这种形式，给我们纯粹的艺术？”这种抱怨陷入了一种视角错觉，它没有看到的是，如果我们抛弃了公式化的框架，我们也将失去那些看似被框架扭曲的“艺术性”内容。

杰姆逊著：《雷蒙德·钱德勒：总体性侦查》（2016）

杰姆逊的另一个独特成就，是他通过拉康来阅读马克思：社会对抗在他看来是社会的实在（the Real）。我犹记得2001年，在我组织的埃森（Essen）列宁会议上，杰姆逊让我们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他引入了拉康对托洛茨基梦境的解读。1935年6月25日晚，流亡中的托洛茨基梦到了死去的列宁，后者焦虑地询问他的病情：

我回答说，我已经看了好几次医生，然后开始跟他讲我的柏林旅行；但当我望向列宁时，突然想起他已经死了。我立刻试图驱散这个念头，好继续和他交谈。当我讲完1926年去柏林治病的旅行后，我本想补充一句，“这件事发生在你去世之后”，但我克制住了自己，改口说，“在你生病之后……”

在对这个梦的解读中，拉康重点关注它与弗洛伊德梦境的明显关联：在弗氏的梦中，他的父亲也出现在他面前——一个不知道自己已经去世的父亲。那么，列宁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意味着什么呢？按杰姆逊的说法，托洛茨基的梦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解读方式。根据第一种解读，那个可怕而荒谬的未死列宁“并不知道他亲手缔造的庞大社会实验（我们称之为苏维埃共产主义）已经终结。他依然充满活力，尽管已经死去，活着的人对他的种种谩骂与侮辱——斯大林主义恐怖的发起者、满腔怒火的好斗分子、热爱权力与极权的威权主义者，甚者，（最糟糕的是）在新经济政策中重新发现市场的人——都无法让他真正死亡，甚至无法让他经历第二次死亡。他怎么会、怎么能仍然认为自己还活着？而我们的立场——毫无疑问这正是梦中的托洛茨基的立场——是什么，我们自身所不知的是什么，列宁在保护我们免于怎样的死亡？”然而，还有另一种意义上的列宁依然活着：他活着，因为他体现了巴迪欧所谓普遍解放的“永恒理念”——这种对正义的不懈追求，无论多少侮辱和灾难都无法将其消灭。

齐泽克编：《列宁重装上阵：走向真理政治》（2007），收有杰姆逊的文章《列宁与修正主义》

和我一样，杰姆逊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然而，他同时也同意拉康的观点——正义与平等建立在嫉妒之上：嫉妒别人拥有我们没有的东西，并享受着它。沿袭拉康的思路，杰姆逊完全拒绝了主流的乐观主义论调，即认为在共产主义中，嫉妒将作为资本主义竞争的残余被抛入历史垃圾堆，取而代之的是团结合作，是以他人之乐为乐；他驳斥了这一神话，强调正因为共产主义将是一个更公正的社会，嫉妒和怨恨反而会更加激烈地爆发。对此，杰姆逊提出的解决方案极为激进，甚至近乎疯狂：他认为共产主义能够存续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某种普及性的精神分析类社会服务，帮助个人免于陷入因嫉妒而导致的自我毁灭陷阱。

杰姆逊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还体现在他对卡夫卡《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Josephine the singing mouse）的解读。他把这个故事作为社会政治乌托邦，认为这是卡夫卡对一个彻底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展望。只不过，由于卡夫卡认为人类永远受困于超我负罪感，他便只能在动物世界中想象一个乌托邦社会。我们应避免将约瑟芬最终的消失和死亡视为任何形式的悲剧：文本清楚地表明，在她死后，约瑟芬“将愉快地消失在我们民族无数英雄的洪流中”。

杰姆逊的大多数追随者在读完他晚年的长文《美国乌托邦》（An American Utopia）后，都感到极为震惊。他提出，未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型是军队——不是革命军队，而是和平时期那种缺乏活力、官僚化运作的军队。杰姆逊的出发点是艾森豪威尔时期的一个笑话：任何想要享受社会化医疗的美国公民，只需参军即可。杰姆逊的观点是，军队之所以能够扮演这一角色，恰恰是因为它是以一种非民主且不透明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最高将领不是选举产生的，等等）。

杰姆逊著、齐泽克编：《美国乌托邦：双重权力与普遍军队》（2016）

在神学问题上，情况与上述的共产主义如出一辙。尽管杰姆逊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他经常使用神学观念来为一些马克思主义观念提供新解。例如他宣称，对马克思主义而言，得救预定论（predestination）是最有意思的神学概念：预定论揭示出真正辩证的历史进程所特有的逆向因果关系（retroactive causality）。杰姆逊提供的另一个出人意料的神学联系是，他认为暴力在革命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与财富在新教对资本主义正当化中扮演的角色是同构的：尽管暴力本身没有内在价值（因此，不应像法西斯主义对它的痴迷那样，将其拜物教化并单纯赞美其本身），但它却象征着我们投身革命事业的本真初心。当敌人开始抵抗并与我们发生暴力冲突时，这意味着我们确实击中了其痛处……

或许，杰姆逊对神学最清晰的解读出现在他那篇鲜为人知的文章《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 as a Social Democrat）。他指出，圣奥古斯丁最著名的成就——为信徒人格赋予心理深度（伴随着内心疑虑和绝望的复杂性），与他将基督教正当化为国教的举措密切相关，或者说就是这一过程的另一面，而这也完全符合将基督教体系中最后残存的激进政治抹去的逻辑。同样的道理适用于冷战时期的反共叛徒：他们背弃共产主义的同时，往往也转向某种弗洛伊德主义，开始关注个体生活的心理复杂性。

齐泽克编：《作为爱的对象的凝视与声音》（1996），收有杰姆逊的文章《论西方主体性的性生产，或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圣奥古斯丁》

杰姆逊引入的另一个范畴，是新旧之间“消逝的中介者”（vanishing mediator）。它指向从旧秩序向新秩序过渡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定特征：当旧秩序解体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不光是葛兰西提到的恐怖罪行，还包括光明的乌托邦方案和实践。一旦新秩序确立、新叙事产生，在新的意识形态空间中，中介者们便从视野中消失了。只需看看东欧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就能明白这一点了：1980年代，当人们抗议共产主义政权时，大多数人心中所想的并不是资本主义。他们想要的是社会保障、团结和粗草的正义；他们想摆脱国家控制，过自己的生活，聚在一起畅所欲言；他们向往一种朴素而真诚的生活，摆脱原始的意识形态灌输以及盛行的犬儒式虚伪……简言之，激发抗议者的模糊理想，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身。而我们从弗洛伊德那里学到的是，被压抑的东西会以扭曲的形式回归。在欧洲，异议者想象中被压抑的社会主义，最终以右翼民粹主义的面貌卷土重来。

杰姆逊的许多表述已经成为流行语，比如他对后现代主义的描述：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另一个类似的流行语是他早年的一句俏皮话（有时被错误地归到我名下），它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贴切：我们更容易想象地球上的一场全面灾难，它将终结所有生命，而不是想象资本主义关系的真正改变——仿佛即使在全球大灾变之后，资本主义也会以某种方式继续存在……那么，如果我们将同样的逻辑应用于杰姆逊本人呢？我们更容易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而非杰姆逊的离世。

本文原载于公众号“远读”，感谢公众号“远读”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关贵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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